前些日,各大媒体齐声报道、称颂刚刚离世的一位长者。不惟如此,几乎所有的报纸都为之刊发了社评,评论其事业,缅怀其功绩。 这位长者就是人称“六叔”的邵逸夫先生。
在107年的生命里,他有着为世人熟知的一面,也有让人始料未及的一面:他慷慨做慈善,经营却极为节俭;他90岁高龄迎娶第二任妻子,多情却也长情……虽很多信息都几经转手、难以求证,但正是这些有趣故事和生活碎片,或可以拼凑出最为真实、有血有肉的先生。
邵氏电影建立了大中华群体意识?!
“逸夫”之名源于陶渊明的田园诗篇,原为“号”,叫惯了也就成了“名”。先生曾说:“宁波人从小就立志做大事,头等大事就是经商,一生从商,终生忙碌,取这个名字,是希望自己以后能闹中取静,忙里偷闲,安逸度一生。”但其横贯世纪的一生似乎总在扮演拓荒者的角色,绝无闲暇之时。
1957年,已届知天命之年的邵逸夫从南洋来到香港创办邵氏兄弟公司。从此,香港电影迈入人才辈出、创意澎湃的黄金时代。邵氏公司推出的剧种,无论是黄梅调还是武打片,乃至风月片,均引动潮流成一时风尚。
在半个多世纪里,立足于香港的邵氏王国为华人社会提供了什么样的电影呢?如邵逸夫在一次访问时所说:“我生产电影是为了满足观众的需要和愿望,核心观众是中国人。这些观众都喜欢看耳熟能详的民间故事、爱情故事……他们怀念远离的祖国大陆,也怀念他们自己的文化传统。”研究者认为,邵氏兄弟公司拍摄的这些影片,为漂泊于世界各地的华人建构了一个文化中国,勾起了全球华人的怀乡情结和民族情怀,成功地建立了大中华群体意识。
想必很多人都知道,1949年之后,有那么一段时期,大陆电影市场几近消失,中华传统文化花果飘零。在这个时代背景下,邵氏兄弟出品的电影,从香港辐射到内地之外的华人社会,今日回看,此举起到了“礼失而求诸野”的作用。
勾勒了一个永远不变的“美丽中国”
早在关于电影观众的经典研究《想像的能指》一文中,克里斯蒂安·麦茨就提出了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无意识理论如何能帮助我们理解我们观看电影时所发生的情况——也就是说,我们与邵氏影片之间是如何相互作用的,邵氏影片是如何制造出其意义的,我们在离开时带走了什么?
与其他形式相比,电影实际上更能复制或逼近梦与无意识的结构和逻辑。我们从弗洛伊德那里懂得,“幻想”意味着通过制造一种想象场景来实现一种愿望。用后弗洛伊德主义者的话说,“无意识思想被组织成幻想或想象剧情。直觉逐渐关注它,而它可能会被当作似乎是欲望的真实演出。”籍由这种观点,当我们观看邵氏影片时我们也就仿佛在梦见它,我们的无意识欲望是与那些制造电影梦幻的东西协力合作的。邵氏电影通过这种方式激活了人类心理那些最深层次的总体建构过程。
研究邵氏电影你会发现,邵氏兄弟公司的重要影片,都离不开民间故事、爱情和武打的主题,特别是《梁山伯与祝英台》、《独臂刀》和《大醉侠》,无不与中国通俗文化传统一脉相承。影片中,无论是文弱书生还是侠义豪杰,无论是绝世美人还是巾帼英雄,都有着符合中国传统道德观的品德:孝顺、纯洁、贞节、忠诚。
研究者指出,邵氏电影借由传统故事配上传统戏曲,构造了一片理想化的、抽离具体历史的“中国”、一个永远不变的“美丽中国”。这个想象的中国对于当时散居全球的华人来说有着巨大的吸引力。他们大多因政治动乱而离开故国,通过邵氏电影,他们又仿佛寻回了自己的“文化护照”——中国人的文化身份。
逸夫楼的阶梯足够他登上天堂了
在中国内地,来自不同地域的年轻人常常可以找到共同点——他们曾就读的某所小学、中学或高校里有一座“逸夫楼”。在先生的最后20年,“逸夫楼”成为许多人的集体记忆。数千校舍穿越大江南北,密密麻麻分布在中国地图上,网友形容“在中国能与之抗衡的只有高速收费站了。”
甚至有一种说法,在中国,判断一所大学的好坏有一个特别简单而且靠得住的方法,那就是看那里有没有一幢叫做“逸夫楼”的建筑。如果有,那就至少是211以上级别的学校,搞不好还是所985。这个规则之好用在中国可以上升为定理了,它能让你刹那间了解一个陌生大学的档次,对于外行人来说价值尤大。
在普通网友眼中,只要是“富人”,有几个不是有原罪?来到世间的资本,又有哪一个毛孔里是那么干净?似乎“富人进天堂比骆驼穿过针眼还难”。不过,如邵逸夫这般,“遍布中国的逸夫楼的阶梯总和,足够他登上天堂,无论天堂有多高。”
邵逸夫投身公益慈善期间,正值内地改革开放初期,他曾说,之所以更关注内地,除了有家乡的情愫,更是因为他希望为内地的发展尽一份心力。他似乎从来没想着如何把自己送进天堂,他想着如何凭以一己之力,把“天堂”带给了许许多多的人。
包养大学女生容易,包养大学楼就难了!
早间有媒体报道中国富人出现了“移民潮”。据称富人移民有个“堂而皇之”的理由就是中国民众仇富心理严重,没有安全感。诚然,中国社会确实有比较严重的仇富现象,正如一个段子说的:当邻居有钱买了一辆好车,美国人会说“我要赚钱买更好的车”,日本人会说“我要研究他赚钱的方法”,法国人会说“我想借他车去兜风泡妞”,中国人却会说“我杀了他的心都有,我今晚先砸了他的车!”但那些富人们有没意识到“仇富现象”也有自己的一份功劳?
学者杨恒均也从不掩饰他对中国富人的鄙视,可是,当他走进香港理工大学校园,突然看到那么多楼房是以富人的名字命名的——其中一些富人在他的记忆中也是有不少恶心事的——他有了一种莫名的感动。可在大陆的大学校园里,这是不多见的,正如一位教授说的,“让大陆富翁‘包养’大学楼房?太难了,他们只愿意包养漂亮的大学女生……”
通过奋斗发财致富了,任谁要包养谁,只要不违法乱纪,加上被包养的人愿意,按说轮不到外人说三道四。可问题是,中国的一些富人不但包养学生,更可恶的是“包养”政府官员,把官员变成习大大所说的“家奴”,为他们恶行买单的则是中国百姓。百姓的仇富,也许更多的是出于这些原因吧?!
那么,中国人何时才能不仇富?等到舆论强大到不道德致富者成为过街老鼠的时候;等到建立了起点公平、机会均等的社会秩序,穷人可以通过奋斗成为富人的时候;等到富人敢于曝光财富来源,敢于自传,争作民众偶像的时候;等到大多数富人都像邵逸夫先生这样乐善好施,自愿以慈善回馈社会的时候……
留给后人的记忆,除了大楼还有女人
六叔的爱情史也颇为有意思。在新加坡时期他认识了富商之女黄美珍,黄当时是新加坡另一富商余东璇的女友,余东璇听说此事后居然玉成。和这位结发妻子一直并存的,还有另一个女人,那就是人称“六婶”的方逸华。
当方逸华还叫蒙娜的时候,身为上海一名李姓歌姬的女儿,女承母业。“人既出落得标致动人,歌也唱得甜润嘹亮,当年为一个旅行歌舞团所罗致,聘伊参加远赴印度尼西亚演唱,初试啼声便已一鸣惊人,是年冬月,她又应邀转道新加坡的歌坛主唱,因为她的歌声情感充沛,而又赋性温柔,深得人缘,历时三载,依然盛况不衰……”这是当年黑胶唱片上对蒙娜的描述,事实上,就是那几年,18岁的蒙娜遇上了夜总会的年轻老板六叔,一曲《花好月圆》让两人相见欢。
“我的欲念之火,我的生命之光……”这是《洛丽塔》开头的一句著名独白,说到底,也许每一个事业成功生活顺遂的男人总归会在他的四十多岁时遇上他的洛丽塔,也许每一个情窦初开的洛丽塔都会爱上如父如兄的亨伯特。于是一出老戏“一树梨花压海棠”上演了。
在两个女人共存了八年之后,1956年,六叔孤身从新加坡来香港主政邵氏——他的妻子儿女没有跟来,这一行动的本身,也许就意味着一种选择。从此,六叔就只有蒙娜,最主要是蒙娜也只有六叔。
任何一种关系都可以不落俗套
1997年,在六叔的发妻去世十年之后,90岁的他和67岁的她终于在拉斯韦加斯注册结婚,她一再澄清“我和老板结婚,不是为了他的钱,因为我们将所有的钱都捐去基金会了”,而他则高声说我要给方小姐幸福——我想这就算是一种爱了吧!
在这个残酷的世界上,两个那么精明那么厉害的人终于用时间和空间证明了爱的存在——她知道这个男人最大最终的恋人其实是他的事业,她就爱这事业爱得比他还深还切,像查小欣说的:“她对他倾慕、感激、钦佩,而不是依赖、乞宠。一个真正高尚的男人,最终会给她名分,因为门当户对了。”
六叔六婶的故事,往俗里说是一部“史上最长的二奶上位记”,往雅里说“女强人忍辱负重励志宝典”,但实际上,不过是一个旧式女人爱上一个旧式男人的老套故事,这个故事只是告诉我们,其实任何一种关系都可以不落俗套——那只在于,你最终想要成为什么样的男人和女人。
写在后面:
小学毕业那年,我们小镇上起了一幢最高的楼,楼上高挂赵朴初的题字——“逸夫楼”。自此,我们便搬离了那遇着刮风下雨日,都可能停电停课的瓦房教室。作为那幢楼的第一批入驻的学生,我们那个得意呀——在底楼大厅,围着两个小孩都合不拢的立柱追逐打闹;顺着东边的楼梯一直跑到顶层,然后穿过长长的走廊,再顺着西边的楼梯扶手一层一层地滑下来;用手指沾着水,在落地窗的玻璃上涂抹着“××同学是笨蛋”之类的话……
记得课上老师说,这楼是一个叫邵逸夫的人捐建的,还把“邵逸夫”三个字端端正正地写在了黑板上。我们不知道他为建这楼捐了多少钱,但我们知道,这个叫邵逸夫的人一定是个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