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的,以我自己为例子。我觉得人们引用的名人名言和例证都是脱离了历史真相的,换句话说只是自己词典中被驯化了的东西(各种高级与低级的捕风捉影,以及意淫),是另一个次元的自己。也就是说我进一步打通了世界和我的关系,学习以人为镜,以生活为师。
很久很久以前,我就已经是个学生,自然开始了和考场作文的拉锯战。为什么?成长是个慢慢的过程,连日记都不太会写的孩子,和同学说着只有你懂我懂的脏话的孩子,突然要用白纸黑字来表达,而且要让凡是识字的人都看懂,怎么可能?我从前小学就要开始竞争,拖课拖课再拖课,考试考试再考试,现在呢的小学生很早就放学,时间交给兴趣班。充满竞争意识、又能力不够的老师、家长、学生,越发变得自私冷漠,人和人的正常交流都会缺乏的!却要一次一次在纸上写出流利的、合逻辑的、富有美感的话语,是不是有人写胡话比说人话还要多呢?最重要的是,我希望不写自己不喜欢的话,要求很低了吧,却如此之难,因为不能保证我写的都是自己喜欢的话!
表达自己和认识自己,一对矛盾。
我以为还是要先做人再做事的。字如其人,试问你是先练字呢还是先做人?
这么着,曾有段时间我写了许多“意象类作文”。根据本文第一自然段,这么做的好处是没有歪曲世界,亦没有歪曲自己。“我只写心灵,不写隐私。”考场侥幸小胜,绝妙的妥协。
我发现,很妙的“比喻”,很可能不是为了比喻而比喻,而是作者想尽一切办法再现自己的某些感觉,管它什么词语什么搭配,能用就行。这意味着,作者可能自己都不明就里,不清楚自己用的是通感、比拟还是别的什么,他会写出那种句子,也只能写出那种句子。
台湾有种零食,叫“番茄话梅”(不知记的对不对),把话梅塞进小番茄里面。两种风马牛不相及的东西是为了创新而刻意为之的吗?不可能。说不定是有人吃番茄的时候被朋友塞了一颗话梅在嘴里,才发现了这种美味搭配。
洪荒时代,穴居人猎牛归来。胸中澎湃,心血来潮,临壁描出一牛。他转而投身洞外村民吵吵闹闹的物物交换中,不知不觉“壁画”这一艺术形式诞生了。
陈丹青说他讨厌“创新、创造、原创”等等又空又大的词语。可能没有创造,只有发现。他认为创造体现在材料、体裁上,我猜,创造就是不同形式的追根溯源,就是基于一定载体的无中生有。根据他的演讲,关于雕刻,非洲发现了木头,希腊罗马发现了石头,中国发现了玉,可以用来祭祀,否则没有雕刻可言,这就是材料。关于油画,原本所有画家共同追逐的太阳是如实的描绘现实,画得逼真,自从有了照片,画家们便只好各人找各人的太阳,像梵高那样自创一种绘画方式,这就是体裁。会用毛笔写写画画不足为奇,发明毛笔才是奇迹,做各种主义的附庸不足为奇,拥有自己的风格才是奇迹。
很可能最初的“比喻”就是像我说的那样诞生的。
我的这一伟大发现,或许也是很多作家,做以自己文章为材料的阅读题时竟然拿不到分数的原因。考试卷总是有牵强附会的“标准答案”,它可以接近大众眼中的平均真实,却扭曲了作者的真实。读者的目光滞留于纸面,创作的过程被跳过了,只剩结果。没有考试的时候这当然是自然合理的,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我还有一发现。在实践中我深深体会了做马大姐的滋味,正话反说,反话正说。语言是有各种程度调和的感情色彩的,有正有反,有阴有阳,可是如果人的心情已经在那里,目标和决定已经在那里,任何话语都只会验证这个人的心情或者逻辑,符合的词语是事实,不符合的词语则是反讽。对自己,思想原来是情绪武装后的流露啊,对别人,任你好说歹说、说的也是真话,他该误会的还是误会了,留不住的还是走了。相声与小品,什么讽刺幽默、什么一语双关,什么画外音言外意,原来是这样。啊,伟大的国文!伟大的国文!
“创造”啦“艺术”啦“理论”啦“修辞手法”啦,都是后来赋予的名称。人生就是一种创作,一言以蔽之,尊重自己的感觉,不要对抗人性。
我所认可的君子,那些小说、电影、绘画行业的创作者们,甚至瞎子阿炳、家庭主妇,文化潜流里沉潜的卑微个人,由于他们拥有自己的语言,完善的语言,从而能一人一世界,他们都是无师自通的心理学家、哲学家!
当我在无人指导的情况下诠释了国文的一些奥秘,当你跟着感觉走,又能发现人类的历史在自己身上短期的再现,会出现何等的喜悦!啊,伟大的造物!伟大的造物!
就像一份久远的心情,很偶然地在某本书中被你读到了一样的欢喜。你当然是天才。王开岭写过一篇《当她十八岁的时候》,有个在森林里生长的女孩,后进入城市,听到陌生的音乐,却听懂了。这是曾和她玩过游戏的一位音乐家为她谱写的。王的评语是,有过如此笑容的她,今后是一定不会丧失生命的!
当然,每个人都很天才,因为我说的只是一个正常的学习过程,而不仅仅是应试教育中对理论的生搬硬套,理论和实践孰先孰后因为我的思考变得不一样了。冥冥之中有个没有名字的彼岸,当下的自我是此岸,两者之间须得互相牵引,就像从前提到结论的证明,既要正推,又要反推。也许你会一开始拟定一个方向,但是最后到达的彼岸人人都不同,连你自己也会觉得出乎意料。很多小说家都会在半路因为灵感的造访调整方向的。这就是因势利导啊。
同时,我也很讨厌“能力”这个词语。
已然成为教育制度的傀儡的我的老师,把学生当作实现他自己逻辑的试验品(逾越本职,强灌给人自己的世界观),他十分信赖以致只信赖用考试分数呈现的表面现象,他像《挪威的森林》中绝望的永泽一样认为“只需要行为规范”和“他们怎么不知道努力呢”,迷信经验主义、形式主义和自以为是的人情世故,对上级的命令惟命是从(比永泽还糟糕,永泽的准则是自己定的,这位老师的准则是别人给的,他隐藏着深深的自卑)。似乎人性在规则面前是一根可以被任意摆弄的牛皮筋,仿佛一个学生的能力是可以像电脑游戏中的“能量值”一样可以被测量并且为他人所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的。这是一种“努力+方向”的逻辑,人性与不合人性的制度造成了他心中的巨大分裂,还不自知。作为工具和时代牺牲品的他依旧自恋,以“我是为了你们人生的幸福”为借口不断地把自己的行为合理化,不承认自己面对人数众多的学生的无能,因此更加强烈地把这种分裂传染给学生,以及自己的孩子,把压榨的旗帜插遍天下。
对我来说,量变造就质变,能力,应该是某种自有其意义又很难命名的东西。像空中飞的鸟,怎么能用教条套牢它,用分数量化它,用拍子把它打下来在吃人者面前现出原型?上文的两大发现,不过是对语文知识的个人化解读,在它们还是一种感觉、没有被我描述清楚时看似无意义,却构成了我自己的能力。我还有更多的能力从生活中来,从草莽中来。这位老师一定想不到,甚至不相信,或许还想打压和抹杀。
陈丹青还说(贡布里希、木心或许在他之前):“没有艺术,只有艺术家。”艺术家只是做好了自己,成为一个大写的人。后人在历史的长河里回溯,才认定那位天才是朵奇葩,是伟大的创新,是历史的转折点。对于大众,没被埋没的艺术家的出现是偶然。对那些艺术家本身,却是必然,他们不经意间以个人化的方式指出了时代的方向。所谓概率就是这样,就像彩票中奖一样,《海上钢琴师》的开头,几千乘客中总有一个傻×指着前方率先大喊:“America!”
我特想说,1900的朋友Max虽然已经很够朋友了,却还缺少某种能力,不能真正地将心比心,如果他是学心理的,或许就能阻止悲剧的发生了(自然,它是否悲剧还是个问题)。1900的能力,是和他念兹在兹的环境分不开的,是他全部经验的总和,怎么可以随随便便就把他在船上的能力搬到陆地上呢?他有一种没有见过世界,却根据观察船上旅客来获悉这个世界,并在心中神游世界各地的能力。就像那个幸运的傻×眼中早已倒映着自由女神像一样,1900心中已有了这个世界。唯其面对生他养他又收容了养父灵魂的大海,与有着同样旅途的各色乘客打交道,在游轮这个有限的空间内,在钢琴有限数量的键盘上,他才能最大程度地演绎自己的无限,获得相应的快乐。死去的养父、风尘仆仆的旅人、离开的初恋对象、要名要利不无恶意的爵士乐手,所有人或有或无的敌意都给他造成了难以磨灭的印象。这之间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而“能力”这个词语真是太武断了。
朋友,看到这里,也许你已经对我和我的“拉锯战”有了些许猜测。胡诌了这么多,能力已经要高出“意象类作文”了。这更是人性和制度的战斗。
我心绪芜杂,剪不断、理还乱,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柔肠百转,悲喜交加,欲说还休。嗯,有点躁狂。
我的成长过程中,身边的活死人太多了,与人交流有障碍,没病也会憋出病的。也许我思维跳跃,随心所欲,这只是因为我并未将其尽数展开。就像用眼睛解读一道几何题或者一盘棋,瞬间看穿,语言是跟不上思想的。
还好,我看上去并没有钻牛角尖、走死胡同。牛角尖钻得多了,也就成了路。围绕我的两个小发现,我希望我的文章像卡农钢琴曲一样在原有旋律基础上翻出种种新花样,又有着默默的呼应。
木心说:“我在一切悲喜交集处。”
青春的浪掷,每个人都是勇士。幸运和不幸都变多了,地狱更深、天堂更高。
祝福我吧!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