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父韩寒”流行有些时日了，这阵子，“女婿们”在“岳父”微博下的看图说话更是屡登微博热榜。如此一来，韩寒宣传了在拍的电影，网友找到了乐子，网站也见到了流量，皆大欢喜。难道这真是一个健忘的年代么？如若不忘四年前《南都周刊》做的封面专题“公民韩寒”，如若不忘那些年知识界曾热议“韩寒是不是下一个鲁迅”，如若不忘“韩三篇”引发的大讨论是怎样莫名终结，如若不忘2012年让整个网络都灰头土脸的韩方大战……岳父和女婿们又怎能笑得那么灿烂无忧？
这是在一篇文章中看到的疑问，作者指出，催人遗忘的药剂，不止是迅速迭代的技术，更有冷漠怯懦的人心。真的是这样吗？2014了，心灵咖啡想谈谈韩寒，谈谈文人。
郭敬明、郭德纲、郭韩寒，韩寒的三个参照物
在研究物体运动或静止的时候，我们少不了要选个参照物的。其实，在研究人物的时候，拣选参照物也是个极好的研究工具。不过，对于韩寒这种意象丰富、从未消停过的人物，若只选一个两个参照物恐怕也是不够用的——
■ 郭敬明
在韩寒的微博评论中，郭敬明分明就是“职业躺枪王”。不为别的，只因他们彼此天然地互为参照物。若说是对照物也是可以的。
在一次采访中，有记者问：很多像你这个年龄的人，可能会比较注重名牌，安享小资生活，很少会愤世嫉俗地去关注那些个大的时代命题，比如像郭敬明。同为畅销书作家，韩寒解释他和郭敬明的最大区别或许就在于受众——他发现，很多时候他的受众对于郭敬明笔下那些名牌是买得起的，但郭敬明的受众是买不起的。
或许正因此，有人认为郭敬明是代表未来的，而韩寒是代表过去的。但在我看来，这无关过去未来；有关的是，这时节，有人伤时感事，有人忧国忧民。
■ 郭德纲
当有人问韩寒如何看待法国作家巴尔扎克被贵妇人包养之事时，他表现出对体制的一贯轻蔑：“我觉得被女人包养，也要比被体制包养好。被体制包养，你就得替这个体制说话。被贵妇人包养，哪怕你写一首诗赞美贵妇人，说不定还能流传下来呢。”
韩寒长期以来对“老师”、“体制”、“纯文学”心存看法，不吐不快，于是也引来了好多起“战争”。韩寒的这等秉性，与同为体制外的闲散人郭德纲是纯属巧合式的雷同。
从他们两个人身上，我们看到了一种可能性。“可以在很难撼动的体制高墙下松松土、伸伸腰，没必要硬扛着，也没必要低头哈腰。”他们至少向世人证明了一点，“直起腰杆子生活，把那个被无数阴影湮没的自我找出来，并不是不可能的。”
■ 郭韩寒
有人曾撰文说，有两个韩寒。这我是同意的，以示区别，那一个叫“韩寒”好了，另一个且称之为“郭韩寒”吧。郭韩寒？呵，这个“郭”字是我加的，前面有郭敬明、郭德纲，再来个郭韩寒，以求工整，文人不大多都有这毛病嘛。
出现在杂志封面、报纸头条、舆论中心的是郭韩寒。他的言行，通常会被分解为一帧一帧慢动作，被消费和讨论。另一个蛰居上海郊区，颇少交际，和世界保持一个隔温层的距离。署名为韩寒的小说都是后一个写成的。
其实呢，我们每个人都是有面具的。不同的是：有些人，面具已经嵌到肉里面去了，抠都不抠不下来；有些人，面具只是在需要的时候才戴上，戴上它是为了保护自己，也是为了尊重别人。想来，“郭韩寒”应是后一种面具吧。
谁也不比谁高尚多少，区别在于底线
讲了这么多，除了带着大家对韩寒有一个立体的认识，还试着说谁比谁高尚么？当然不是！ “我并不比别人高尚多少，只能说我的底线比他人高一些。”一如韩寒自己讲的，“2000万买不了我食言，但是2亿就行。”
爱默生总结美国才华横溢而又行事不端的大律师韦伯斯特一生信奉的三不原则为：绝不偿还任何可能逃过的债务，绝不做任何可以拖到明天的事情，绝不做任何能找别人替自己做的事情。这就涉及到一个人做事的原则和底线问题了。
真正的底线，意味着“绝不”，意味着不可更改，意味着没有“也许”与“或者”。底线不会让我们立刻快乐起来，却会让我们活得更有尊严。在漫长的生命体验中，尊严是最终极的快乐。当你学会坚守底线，旁人才能学会止步于你的底线之前；当你学会坚守底线，青春临到尽头，蓦然回首之时，你的手里才不会握着一把十三不靠的烂牌。
有人说的真是好。“坚守底线，你不一定得到了全部你想得到的，但你所得到的，一定不是你不想得到的。”
很多时候，我们欣赏的文人处世哲学是，坚守着自己的底线，用端端正正的姿态，慢慢悠悠的解决问题的方式，收获着自己的胜利。
知识分子的派系是怎样的一种存在？
对于知识分子的派系左右划分，我到现在也没搞明白。一如在读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时，看到写“左”倾机会主义，为什么都在“左”字上加引号，我也不是很明白。这样的问题，聪慧如韩寒也是花了一年时间才搞通透。
“总体来说右派的人还是更好一些，左派没做过什么好事，也从来不进行任何的善举，纯粹是替主子拍马屁的那种。但右派又有很多的缺点，你看左派永远很团结，傻归傻，团结啊；但右派，永远是自己先窝里斗的那种。”关于右派，韩寒进一步解释，“观点是一样的，但细微看法上有出入，就跟你拼个你死我活，一定要把你一棍子打死，或者你把我一棍子打死为止，这就是右派的不足。”读到这，相信就不难理解“书生造反，十年不成。”的说法了吧！
关于知识分子，毛泽东就有很多的论述。在我看来，老人家眼里的知识分子，尤其是文人，对革命那分明就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为什么这么讲？就是说，让他们跟着你一起去革命，他们是没有彻底的革命性的；但他们若站到革命的对立面，摇唇鼓舌，那肯定会给革命带来不小的麻烦。（不知我有没有真确地理解老人家的思想，若有误，老人家泉下有知，那也只能怪我政治老师没教好。）
其实，这倒也没有什么，最让人讨厌的莫过于韩寒说的那种“口贩子”。“比如我去静坐，我到了文化部，他说干吗不去中宣部；到了中宣部，又说干吗不去天安门……”态度猥琐不说，关键是这些人自己什么都不做，还披着道德的外衣，妄图用道德去杀人。
说着说着，他们的讨论就脱离了语境
张修林在《谈文人》一文中对“文人”作如下定义：并非写文章的人都算文人。文人是指人文方面的、有着创造性的、富含思想的文章写作者。严肃地从事哲学、文学、艺术以及一些具有人文情怀的社会科学的人，就是文人，或者说，文人是追求独立人格与独立价值，更多地描述、研究社会和人性的人。文学界也有人提出，文人要有自己的操守，比如说：文人不能将自己的情绪带入自己的作品中，影响读者的判断。
对今日之很多文人来说，写就富含思想的文章不难，难就难在坚持文人的操守了。他们要的似乎越来越多了：他们不仅要影响读者的判断，若读者的判断跟他们预想的有出入，他们还会不高兴呢。这么讲吧，如果他们不是文人，如果他们是面包房的老板，那你若吃了他们卖的面包，那你就得按他们设计的方式去生活。
写到这，我想起郭德纲相声中的一个段子：今天来这的各位缺什么的都有，缺房的、缺车的、缺钱的、缺德的……我给不了这些，我就保证这几十分钟里让您高兴，您乐了，我就达到目的了。想来，如果那些个文人都能如郭德纲这般清醒，那势必会减了不少无畏的纷争吧。
“我真的是发现特别左的左派和特别右的右派其实差不多，尤其那种泼脏水指鹿为马各种各样的手段，其实人性都是差不多的，只是大家先找到了一个立场。极左派觉得我在这个立场里面获得了利益，极右派觉得我在这个立场里找到了自己的存在感。说着说着其实全都脱离了语境。”这样的争论不好玩，这样的文人很无趣。
如果我能代表一部分人，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文人？
最近在读《性、生态、灵性》这本书，感觉我的世界观被作者肯·威尔伯颠过来覆过去，汗流浃背、酣畅淋漓，那才叫一个痛快。如果我能代表一部分人，那么我代表的这部分人真的很渴望对人性、对社会、对世界有多一些了解，哪怕冒着毁三观的风险。
■ 我们喜欢什么样的文人呢？
我们觉得张修林笔下的文人比较可爱。“文人就写点文章，并不指点江山，没有平步青云的野心，也不打算去改变这个世界上的什么，对于已当官或想当官的人来说，文人不会与你争功邀宠，更不会背后来上一刀。文人就算颇有微词，也是爱之弥深，责之弥切，不见得就有什么企图。”
张修林还说了，真正的文人也就嘴里说说，笔下写写而已，真正想造反的，恐怕并非文人。对于大款腰上拴的孔方兄，文人更是看得开，起码比别人的嫉妒心少些——如果哪天被豪夺或哄抢，那肯定不是文人干的。
■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文人呢？
与其说我们需要文人，不如说我们需要文人所代表的那些个观点、主张、思想，或我们欣赏的生活方式。至于这些个观点、主张、思想，或生活方式，我们是如何处置，是顺应之、同化之，还是看看且扔了，他们不介意也根本不关心。
■ 我们尊重什么样的文人呢？
雪莱在《诗的辩护》里说文人是“人类的立法者”，卡莱尔在《英雄崇拜论》里说文人算得上“英雄”。今日之文人若自称是立法者或英雄，不免夸大狂。不过，我们接受这样的立法者，如果他们也能接受我们不能接受他们的现实；我们崇拜这样的英雄，如果他们也能理解我们，即便我们不崇拜他们。
